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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条中国综合国情顶级分界线，并不遵循自然山川或人工建筑，可谓横空出世
这本是一条充满学术色彩的分界线，这本是一个地理学界膜拜的名字，如今却跟他发现的这条线一起，为社会公众所津津乐道。
年，他发表论文《中国人口之分布》时，提出“瑷珲-腾冲线”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。但他只说了瑷珲和腾冲两个端点，并没有在论文附图上画出这条线。直到年，他才跟人合作，利用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，真实画出了这条线。究其原因，很可能是因为这条线并非那篇论文的学术重点。
多年以后，这条“瑷珲-腾冲线”已被称为“胡焕庸线”。在学术圈内，它以其科学性和稳定性，被公认为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线，成为与“秦岭-淮河线”“长城线”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。而且，前两条线都遵循自然山川或人工建筑，是有迹可循的，而“胡焕庸线”不是具象的，是横空出世。
在社会上，这条线已经成为一条探秘线、旅游线，开车沿着“胡焕庸线”跑一趟，成了很多人心中神往的旅程。因为这条线上地理形态纷繁复杂，而且这条线的两侧人口密度差异巨大，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当悬殊。
这些年来，“胡焕庸线”因其超乎想象的稳定性，学术声誉日隆。年，这条线西部人口占全国4%；而用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再算，因分辨精度不同，西部人口的占比大致在5.6%到6.3%之间，变化甚微。
由此，“胡焕庸线”又因其数十年不变的顽健性，让很多人担忧。于是，对于“胡焕庸线”该不该破、能不能破、怎么破的讨论，渐趋热烈。
这条看似“横空出世”的线，其实是基于严谨、枯燥、长期的学术研究。作为一名研究者，其根本任务就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，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而“胡焕庸线”的本质，就是找到了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最为简洁的方式，进而成为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分界线，对国家的均衡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，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。
今年是胡焕庸先生诞辰周年，谨以此文向大师致敬。
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
晚年胡焕庸
大师档案
胡焕庸：年11月生，字肖堂，江苏宜兴人。地理学家、地理教育家，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。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、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、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。他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“瑷珲-腾冲线”为界，后被称为“胡焕庸线”。年4月，病逝于上海。
访谈嘉宾
丁金宏：年生，江苏涟水人，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，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。现任全国政协委员，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，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，著有《人口空间过程》《理论地理学》等专著。
胡企中：年生，江苏宜兴人，胡焕庸第七子。年毕业于上海化工专科学校，年在上海溶剂厂副总工程师任上，由国家经委选派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进修。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，曾负责编著《聚甲醛树脂及其应用》一书。
缘
高渊：你是什么时候到胡先生门下学习的？
丁金宏：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南京大学地理系读的，南大地理系延续的是原中央大学的脉络，而胡先生当年不仅是中央大学地理学的领导人，也是全中国地理学的领导人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全方位感受到胡焕庸这个名字在地理学界的影响力。
年，我研究生毕业，兴趣是做人口地理研究。当时知道胡先生在华东师大，就给他写了封信，谈了我对国土规划等方面的思考，不知有没有可能到他的门下学习。很快就收到了胡先生的回信，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。
高渊：对于胡先生的回信，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丁金宏：一是他很热情，他说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欢迎我去考他的博士生；二是老先生回信是用钢笔写的，字迹有点抖动，我想毕竟是上了年纪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因为常年伏案写作，右手已经不能写字，这封信是用右手托着左手写的。
其实我跟胡先生还有一层关系，我的硕士导师是他当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研究生，他其实是我的“师祖”，这是我跟胡先生的一种特殊缘分吧。
高渊：第一次见到胡先生，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？
丁金宏：记得最后一门课考完后，监考老师跟我们几个考生说，胡老先生想见你们。这让我觉得很意外，因为考试成绩还没出来，导师就要求见面了，放在今天更不可想象。
那年胡先生85岁，带着两三位学术助手，在华东师大工会跟我们作了面谈。交流过程中，胡先生思路非常清楚，对中国人口走势了如指掌，思维和表达丝毫没有紊乱，说明他身体还是可以的。他不断地问问题，就是想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，真的想研究。
我还有一个感觉，觉得他挺急的，迫切希望有人跟着他把人口地理学研究推进下去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胡先生在年招了第一届博士生，只招一个。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一年，到年我们这一届是他第二次招生，包括我在内，一下子招了三个。
高渊：你们三位是他的关门弟子？
丁金宏：我们之后，胡先生还招收过博士生。但他年纪越来越大，后来的博士生主要由副导师带了。可以说，我们是他亲自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生。
高渊：他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？
丁金宏：胡先生不是有系统地开课，而是经常叫我们去他家，以漫谈的方式跟我们聊学术。我们既感到荣幸，也很有压力，每次去先生家都要作很多准备。他问得最多的是你最近有什么想法，最近做了什么，如果没达到他的期待，他就会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。
那时候胡先生住在师大一村，一楼小三室要住他们老夫妻、小儿子胡企中夫妇和女儿，还有一个保姆。我们每次去就在小书房里聊，挺拥挤的。
20世纪80年代末，胡焕庸与博士生在一起，右一为丁金宏
源
高渊：你们跟胡先生交谈时，他会经常提到“胡焕庸线”吗？
丁金宏：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，但他不会特别强调这条线的重要性。他是位平和的学者，不会标榜自己的学术成果。
年，胡先生在《中国人口之分布》一文中提出了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，叫做“瑷珲-腾冲线”。一直到年7月，美籍华裔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访胡先生时，提出“瑷珲-腾冲线”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，被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，应该称为“胡焕庸线”。这是目前所知“胡焕庸线”称呼的肇始，后来广泛出现在研究文献中，这在相对谦逊的东方学术文化中并不常见。
高渊：在你看来，胡先生在年提出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，是偶然还是必然？
丁金宏：这要看当年的大背景。20世纪初期，中国笼罩在甲午战败和庚子赔款的阴影中，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疴，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被认为是“冤头债主”。由此，人口和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。
当时，有不少学者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，将过剩人口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，以缓解国家人满为患之忧。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东北沦陷，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，地方大员、民间贤达纷纷建议屯垦实边、开发移民，一时间方案层出不穷。不过，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并不积极，即便是多方要求设立的“西北建设委员会”也没批准。
高渊：但正是这种困顿时局，让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？
丁金宏：对，当时有不少中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地理，竺可桢和翁文灏等人开始了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胡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，他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，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，制作了江苏省江宁、句容等地的乡镇尺度的人口分布图，并用地形、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释。年发表了《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》，将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粮区、皖中稻米区、皖南及皖西茶山区四个农产区域，并据此解释人口分布。
在省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，胡先生在作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。他写《中国人口之分布》时，首要难题是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。胡先生尽量采用年当年的最新数据，但现实状况是只有浙江、山西等六省的县级统计是齐全的。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，其中江苏、安徽等17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报告，直辖市、租界的数据主要取自《统计月报》和英国《政治家年鉴》，四川、贵州、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数据，不得不采用年的邮政统计数据，藏族人口及西康、青海两省人口根据经验作了主观估计。此外，他还用了一些《申报年鉴》、英文《中国年鉴》等的零星数据。
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，胡先生实现了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，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称为“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”。
高渊：著名的“瑷珲-腾冲线”就此诞生了？
丁金宏：胡先生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，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。他用一个点代表2万人，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，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。
然后，他将人口密度等级跟自然地理属性作了对应分析。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级对应稻作平原，第二级为旱作冲积平原，第三级为沿江沿河局部平原，其下为丘陵、山地、高原等，确立了以地形、气候为条件，以粮食生产为关键中间变量的人口地理分析范式。
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，胡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，这就是“瑷珲—腾冲线”。这条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，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。
高渊：但当年，胡先生为何没有把这条线画在文章的附图上？
丁金宏：确实，他在文中提出了这条线，但并没有真实划出这条线，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意外。直到年，胡焕庸和伍理用年人口普查和年人口统计数据，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、密度图，才将“瑷珲-腾冲线”落实在地图上。
根据我们的揣测，他当时没有直接画出来，很可能因为“瑷珲-腾冲线”不是《中国人口之分布》一文的学术重心。但后来，却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一。
胡焕庸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留影
年，胡焕庸代表作《中国人口之分布》发表在《地理学报》上
稳
高渊：从提出这条线，到真正画出这条线，胡先生用了整整54年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时间验证了这条线的科学性？
丁金宏：其实，当年胡先生对中国人口分布的研究，特别是“瑷珲-腾冲线”的发现，很快引起中外学者的